您现在的位置:临汾公共文化门户网>> 文明探源>>正文内容

三皇五帝与中华文明

三皇五帝与中华文明

蔺长旺

一、历史(文献)学领域里的三皇五帝说

个人图书馆2019年2月22日刊载了署名为谷雨0205的文章《从天皇到神农,从皇帝到颛顼,三皇五帝的演替》。作者通过对典籍梳理,概括为“三皇七说、”“五帝五说”。

所谓“三皇七说”, 即:

1.《史记,秦始皇本纪》:天皇、地皇、泰皇;

2.《史记·补三皇本纪》引《河图》、《三五历》:天皇、地皇、人皇;

3.《风俗通义·皇霸篇》《春秋纬·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

4.《白虎通·号):伏羲、神农、祝融;

5.《通鉴外纪·引》:伏羲、神农、共工;

6.《风俗通义·皇霸篇》引《礼纬·含文嘉》:燧人、伏羲、神农;

7.《帝王世纪》:伏羲、神农、黄帝。

以上诸说,尤以“伏羲、女娲、神农”的 情况最为常见。

所谓“五帝五说”,即:

1.《世本》、《大戴礼记》、《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2.《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淮南子》: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

3.《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少昊、颛顼、高辛、唐尧、帝舜;

4.《皇王大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

5.《道藏·洞神部·谱录类·混元圣记》引梁武帝说:黄帝、少昊、帝喾、帝挚、帝尧。

至于“五帝”流传最广的无疑是《世本》、《大戴礼记》、《史记-五帝本纪》

的观点,几成定论。

对于上述五帝之说,徐旭生先生认为“五帝”之说主要有东西方两大系统。东方的“五帝”说是齐鲁学者从四代礼典中综合而成的,最早载于《大戴礼记》;而西方的“五帝”说最先载于《吕氏春秋》,出现了太皞与少皞。前者主要指前后相承的人帝,后者主要指分主五方的神帝(东方太皞、南方炎帝、中央黄帝、西方少皞、北方颛顼)。

我的好友李侃良先生在其《中华探源》一书中,曾以典籍记载为基本依据,并借用进化论与古人类新旧石器时代之考古成果,对有关“三皇”十分复杂但却有序的传说做过初步的阐释。之后他受卞会长(破解万古之谜:细分三皇大系)之启发,对此前之“三皇”的阐释,又做了进一步的细分表述。笔者十分赞同他的观点:

1、初三皇(距今200多万年之前),即盘古开天之三皇::天皇 、地皇、人皇(泰皇)。(注: 这一不同于西方的创世说,反映了中华先民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2、中三皇(距今200万——8000多年):

有巢氐(距今200——20万年),为直立猿人的采摘经济时代。

燧人氏(距今20——1万年),为智人之漁猎经济时代。

华胥氏(距今1万——8000多年),始创华(花)图腾,为进入新石器时代开创母系族外婚与原始农业新阶段。

3、下三皇(距今8000——7000多年),始创龙图腾,为“雷泽履跡”伏羲父族诞生后的“双轨制”的前犁耕农业时代:

伏羲氏: 别姓氏,制嫁娶,结网罟,养畜禽,演天创易。

女娲氏: 为“双轨制”伏羲时代之母系氏族,与伏羲兄妹共衍华族龙脉。

神农氏(炎帝): 为少典伏羲与有桥氐女娲所生,制耜耒播五谷,始创犁耕农业文明,故虽开“五帝”之先河,亦功列“三皇”以纪也。

对于李侃良先生之三皇说,笔者认为并非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时代。比如,神农氏(炎帝)时代,就涉及并包括其之后的祝融氏、共工氏等,这也正是为何会出现将祝融和共工也列入三皇的缘由。

值得一提的是,李侃良先生将华胥氏列入中三皇之列(距今1万年到8千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正是处于旧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相交互的时代,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血缘之源始于此时,始于“华”地。其始创的华(花)图腾,成为了中华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开创母系族外婚与原始农业新阶段的重要象征。

至于五帝始于黄帝之说,这恐与人们对炎(蚩尤)黄大战后,黄帝一统天下、天下大同的历史认知相关,自然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二、新、旧石器考古文化的谱系梳理

从旧石器文化遗址的总体分布来看,以华山为中心的晋陕豫交汇地带之旧石器文化分布,密度相对较大,无疑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笔者认为,其与新石器文化之间也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与相关性。因此,考察其之间联系或是相关性,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或是同源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发现,在旧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之间,似乎存在着1000到2000年的断代。从旧石器文化结束或是划界的时间点(1万年),到新石器文化最早出现的的起点,如南方9000年的彭头山、中原8600年的贾湖、东部8500年的后李、西部8200年的大地湾、北方的兴隆洼、南方(东南)8000年的跨湖桥,其间1000到2000年的断代是何原因造成的,

而这些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及其之后出现的遗址又是在怎么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形成的,其与旧石器文化和相互之间在纵横向上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不得以梳理明了的情况下,就将其作为某一考古文化的源头,并以“多元”简单概之,恐也是不科学的做法。

苏秉琦先生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这种以地域区间来概括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也并非是不无道理。1987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满天星斗说”,认为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分别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张清俐《探索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进程》)

但对于这些考古文化的所谓“各有其根源”与其“根源何在”以及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或说是否具有相关性的问题,除了所谓 “多元一体”(似具有形而上学之嫌的)说之外,迄今人们并未得到一个明确的可令人信服的答案。

诚然,对考古人辛勤付出所取得的新石器考古文化之丰硕成果,是不容否定的;但考古界“见物不见人”的“行规”似乎制约了对考古文化的深层认知。当然,陶寺遗址的考古除外,这恐是为数不多的能将考古文化与历史文献、民间传说进行科学对接和多重验证的案例之一。客观上,由于龙山文化陶寺型兴起时多个新石器考古文化的消亡,这一现象也为其提供了方便。历经40余年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终于确认了其从距今4300年到距今3900年,相当于尧舜禹时期,“尧立中国”自此始。 若从陶寺这个节点上说“多元”到陶寺时“一体”了,似乎也说得过去,但若再上溯求源的话,仅以一个“多元”而简单代之,恐失妥当。不过,陶寺遗址考古价值,的确是不可低估的,因为,找到了“尧舜之都”,自然就确认了“夏”的存在,即便是你未能找到可与之相对应的遗址;同时距离发现“黄帝”也就不远了。

三、莫让“西方的文明标准”制约中华文明的“体量”

说到中西文明,恐“农耕”与“游牧”二者的文化基因是不尽相同的,中华文明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自身特点。若一味强调西方文明的标准,并以其来衡量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和进程,那探讨什么7000年的仰韶与河姆渡、6200年的大汶口、6000年的红山、5300年的庙底沟甚至良渚等考古文化,恐都没有了意义,人家会说你这些不是“文明”,是“文化”。6000多年前就有的与丝织相关的蚕茧,哪怕是半个,8000多年就有的能达到与当今笛子相当水平的骨笛,这些所谓的“文化”也太不“值钱”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重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意义重大。之所以要进行如此之工程,不正是因为我们需要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进行梳理吗?

笔者认为,无论你是共和国养育的考古学家也好,历史学家也罢,都有责任认真回答中华大地上新石器考古文化大遗址的主人到底是谁的问题。而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正是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具有像中国那样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具有像中国那样无比丰厚的考古文化遗存,这绝不可能是一句“多元一体”就可说清楚的问题吧。

如今已是大数据云计算的时代,客观上也为文明探源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平台。若不重分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不打破行业、部门与学科的局限,不引入天文、数理、自然、生物、生态、地质、地理、工程等多学科的知识体系,不对数于亿万计的文物普查与考古数据进行数字化、空间化处理,仅仅依据文献记载和“见物不见人”的专业考古,永远停留在感性认知而缺少数理逻辑分析的层面上,恐文明探源是难以获得重大进展的。

历史研究也需创新,创新才会发展,才会进步。读微博文章。,笔者发现有一位网名Mr.Mannor 的先生,多年来,潜心于“天文考古”,利用天文技术对历史事件的年代进行考证,这无疑是非常有益的实践和探索。中华古天文在世界天文史上并非落后,中华历史典籍里关于古天文的数据记载并不比西方的少,但挖掘这块资源的研究者并不多见。前不久有媒体报道清华大学新增了天文系,社科院还成立了历史研究院,这的确是件好事,是件有利于加大中华文明探源力度和深化中华历史研究的好事。

2019.4.15 23:00


感动 同情 无聊 愤怒 搞笑 难过 高兴 路过
【字体: 】【收藏】【打印文章】【查看评论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