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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文考古视角看中国王朝的开端

从天文考古视角看中国王朝的开端

      

                                   蔺长旺

 

 

信息时代网络的方便,使得笔者有幸结识了Mr.Mannor先生,长期跟踪阅读他的博文,竟成了他的粉丝之一。

Mr.Mannor 独辟蹊径,从天文考古的视角,研究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年代框架,寻觅中国王朝的开端。对于他的“三个元年”的框架支点,笔者曾向他提问请教,他认真的回答了我的问题,现转录如下与诸君分享。(注: 我这里用了“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个词语,而未使用“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个词语。 )

【问:】

 A.你的三个元年的绝对年代是BC2205BC2162,BC2109。你的帝尧元年较《今本竹书纪年》前提60年,舜元年前提120年,禹元年亦前提120年。那么。前2109(夏禹元年)至前1046(克商年)之间,夏商的年代会多出百余年,不知能否得到合理解释?

B.我想知道,按照帝尧元年是BC2205计算,那么BC2164是否有 景星出于翼天象? 以及BC2136是否有景星出翼、五星如连珠天象? 《竹书纪年》云“帝尧42年和70年”有此天象。还有学者说前2279年五星连珠,不知是否为真?

【答:】关于问题A:你这个提问法暗示你心中是以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尧舜禹汤年代序列为基本上古史年代范本,或为上古史年代基准。这个内心想法是不对的。本博主做上古年代研究是遵循两个原则:

1、要做系统化的年代体系(而非零打碎敲);

2、在所得到的年代系列中要竭尽全力建立年代支点。这样的话,年代系列好比是田野考古学地层序列,年代支点好比是地质学家打入某个地层的金钉子。《竹书纪年》的系统化的五帝-三代年代体系的致命缺点是它没有年代支点。所谓年代支点,它是指年代研究者以极为严谨的态度、调动多种知识和手段全力以赴确定的一个具体年代,它具有极大的学术力量,很难被轻易否定,而一旦被否定,其整个年代体系就处于风雨飘摇状态了——年代序列相当于一排牙齿,而年代支点相当于这排牙齿中的犬齿。《竹书纪年》上古年代序列的问题就出在它没有支点”——也许你说它的支点就是共和元年BC841,但这不行,因为拿西周积年、商积年、夏积年往上叠加时,虽然基座稳固,但积年数据无从证实其可靠性。所以,要设法多弄几个支点(最好是每个帝王在位元年都是支点,然而这做不到),最好要在一个年代序列的首尾两端都建立起年代支点。《竹书纪年》的问题可以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假设人体前胸的一排左肋骨相当于一个古史年代序列,但这排肋骨对应的古史年代却都用文字标注在左胸皮肤上。然后,假如大夫摊平手掌,把左胸皮肤整体向上移动,那么皮肤上的年代标注就和它们本来对应的肋骨有了系统错位了。又假如,大夫事先在左胸皮肤上打下了一颗不锈钢钉子,那么再做皮肤整体滑动时,至少打了钉子的那块皮肤和它下面的肋骨就不会被错开了。……所以,上古史年代序列不应该以《竹书纪年》年代序列为模范,而应利用最新文献研究成果结合天体力学及计算机进行研究的结果为准——这个年代(支点)结果是有可能越出《竹书纪年》年代体系范围的。

本博主的上古史年代序列存在几个极为坚强的年代支点:

  三皇时代上限BC2600是支点;

帝尧命羲和四子观象授时之年BC2172是支点;BC1952寒浞元年是支点;

BC1046牧野之战是支点。

由这些支点导出的三皇五帝三代年代序列是:BC2600-2300三皇;

BC2300-2100五帝;

BC2109-1640夏;

BC1639-1059商;

BC1058-222,周。

关于问题B景星出翼记载最大的问题是景星的概念定义。据我研究,景星应该指影星”——它很亮,能将人照出影子来。这种星也可能是行星(例如无月的夜晚,金星可以把人影照出来),更有可能是类似于AD1054北宋时代观测到的天关客星。如果是天关客星,那是不可能用天文软件追溯的(天体力学对没有周期性的天象是无能为力的)。至于五星连珠,其定义也不明确。对于定义、概念不明确的天象,这种不具有确定性的记载,谨慎的天文考古人是不会利用的。民科们大概会利用这类记载,但多半是自我审查自我批准,是典型的拍脑门决策,并不表示他们真的弄懂了这些天象的含义和概念。

 

  下面是网友询问的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也顺便转录如下。

 

【问:】天文考古天文回推计算方法较不同版本文字记载的文献年代数据和地下挖出来有机物标本以C14测算年代的方法恐怕要准确得多,对吧?

【答:】14C测年法的主要问题是一般而言误差较大,大概有百年误差。再一个问题是14C测年法的实用性高度依赖于地层序列(也就是依赖于相对年代)。西亚、埃及田野考古的特点迥异于中国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没有连续地层和相应碳标本,无法利用“连续样本法”测定较精确年代。因此,在那里考古,14C年代测定法只是辅助性定年法,主要是靠天文回推计算办法定年。之所以碳十四法为辅,天文计算法为主,是因为西亚、埃及发明和使用文字比中国早,留下来的文字档案比中国多(西亚地区遗址中甚至出土有上古泥版楔形文字图书馆)。中国古代也有大量天象文字记录,本来天文考古也可以大有作为,可惜由于我国教育长期实行文理分科制度的缘故,兼具文科与天文学知识与技能的同学很少见到,因此,文科背景强的同学因缺乏数理训练而对天象记载无可奈何;理科背景强的同学对古代记载缺乏语言文字分析能力,或者因为我国数理教育过份强调计算能力培养而缺乏从定性分析到定量计算之间过渡阶段所需的天文建模能力,因而导致中国古文献天象记载的闲置和浪费。本博主的这一指责并非过份——你只要翻开很多同学都购买了的冯时先生所著《中国天文考古学》这一现代中国天文考古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你就会发现:作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核心部分的“三垣四象二十八宿”在此书中仅仅讲到了“二十八宿”,而无至关重要的“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要知道,古代皇家天文官夜观天象,他们是有规矩的:首先看紫微垣,次看太微垣与天市垣,再看二十八宿。为什么?是因为皇家命运系于紫微垣。一本《中国天文考古学》,不讲紫微垣,它还能表示作者的学力很强大和学术水准很高吗?本博主的天文考古研究,恰恰是在紫微垣范围实现了二个学术突破:

1、我注意到牧野之战年代计算涉及到古代天象记载“五星聚房”,它被天文考古群体抱怨说“定义失载”,却被我发现在古星表中高居表首的“北极五星”有可能是古代“五星聚”样本,“北极五星”实测的“聚度”是7°2910.2”,正好与房宿的宽度(5°-7°)相合。再看1959年杭州玉皇山脚下出土的五代吴越国王妃吴汉月墓星图,只见其正中北极星所在区域正好有五颗星——它们五个,应该就是古代所谓“北极五星”的皇家定义了(见附图)。由此,可以顺利求得牧野之战的年代是BC1046

2、把“北极五星”又利用了一次——用于求解“三皇”政权成立的年代:“三皇”是风姓王者,一姓王天下。那么,北极五星是“北极一”(太子)-“北极二”(帝)-“北极三”(庶子)-“北极四”(后宫)这四颗星加上“北极零”(北极星)就是五颗星(其中据古文献记载,“北极零”是北极二(帝)的座位)。这正好是“家天下”格局(或者说是“家天下格局在天心处的浓缩投影)。那么,是否可以根据“天文学岁差原理”来回推计算星组“北极一-北极二-北极三-北极四”被规划、定义和命名的年代?当然可以。回推计算的年代结果是:BC2560。又因为三皇时代的开端就是中国王朝起源和文明起源的开端,所以,求出“北极五星”被规划、定义和命名的年代固然有意义,但还嫌不够慎重。于是我从另外一个思路求出了“天一”星(也叫“天乙”、“太一”、“太乙”和“大一”,10 dra, Boss 3539)就位北极,担任北极星的第一年——BC2611。这个数字与BC2560相差无几。另外还有一个办法:从《尸子》“天左旋起于牵牛,地右辟起于毕昴”,也可以确定三皇时代的开端不早于BC2657。因此,根据以上三个办法的计算结果,可以确定中国王朝的开端是在BC2600。这就是用天文考古的办法获得中国王朝起源年代数据的大致过程。这个天文求算过程反映出二个事实:

1、中国古代天文资料是丰富的和够用的;

2、中国天文考古人受到应试教育背景的限制,无法充分利用古代天文记载求得上古史年代支点。

 

 

仔细品读Mr.Mannor先生深入浅出和十分耐心的答问,读者不难感受其研究思路的缜密和研究过程的严谨。他详细地介绍了如何让采用天文考古之方法获得中国王朝起源年代数据的大致过程,并给出了他的结论:中国王朝的开端是在BC2600年。

 

至于他的研究结论能否被学界或是官方接受或是公认,笔者不得而知,但笔者赞成“中国王朝的开端是在BC2600年”这个提法;因为较之于数年前所谓“王国始于二里头”之说恐要科学的多,较之于尧舜时期更是提前了400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当然,这恐与学界对所谓“方国”、“帮国”、王朝”或是“王国”的定义相关。


 

 

 在本文之首,笔者用注解的形式特别强调了对一个词语的用法:(注: 我这里用了“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个词语,而未使用“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个词语 )。二者之语义是有差别的。事实上,中华不只是仅有五千年的的文明,中华有六千年、七千年、八千年的文明(参见《新石器考古文化谱系图》)。当然,这要看你是如何来定义“文明”这个关键词了。


 

 笔者这张新石器考古文化谱系图,基本上收录了遍布全国各地的主要考古文化的基本年代数据,考古工作者对中华文明探源的贡献跃然纸上,不可否定。但笔者发现,除了业界给出所谓“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说法之外,却很少能看到就其在历史长河里纵、横向上融合与发展之相关性,从更多的层面、更广的视角予以研究和解读。迄今,除了学界与官方将“尧舜”与龙山(陶寺)考古文化对号入座外,尚不知伏羲在哪里、神农在哪里、炎黄蚩尤在哪里,尚不知那么多考古文化遗址的主人到底都是谁,这不能不说是令炎黄子孙汗颜与遗憾的事。

我觉得Mr.Mannor先生“中国王朝的开端是在BC2600年”的结论,并非是说“中华文明4600年”或是“中华文明五千年”。 因为对于“文明”的定义,因标准不同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如,賈湖人的骨笛,说明距今8000年的先民就有了精神层面的文化享受; 距今7000年仰韶彩陶、华山玫瑰强势传播及其所彰显的文化元素,难道会是与“文明”无关吗?

笔者并不赞成完全套用西方的标准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笔者认为人类的文明与文化,在一定的地理空间里,其具有在纵向(历史年代)上的传承和横向(空间地域)上的融合特征,是个动态发展进步的过程。因而研究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脉络或是探其源头之所在,应当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全方位审视,甚至还应考虑其与旧石器文化晚期(细石器)亦即其向新石器文化过渡阶段的相关性,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找到其源头所在。(参见:《中国旧石器与新石器考古文化相关性浅析》)

通观我国旧石器文化遗址和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的总体状况,不难发现以下几个值得注意和需要研究解答的问题:

  其一、从旧石器文化遗址的总体分布来看,晋陕豫交汇地带似应是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核心区域,其与长江流域旧石器文化之间有无关联性与相关性?。

  其二、在晋陕豫交汇地带的山西南部,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是中国目前距今2万至1万年间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原地埋藏遗址; 而翼城枣园遗址则是大约距今70006400年山西省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另据最新考古资料显示,柿子滩S9地点也发现了距今8340(±130)年的文化遗存。为何其旧石器(遗址)文化与新石器(遗址)文化之间会出现大约2000多年的断代或说间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三、对于南部地区湖南澧县彭头山(距今9000年)、山东半岛后李村(距今8500年)、中原舞阳地区賈湖(距今8600年)、 北部地区内蒙与辽西交界的兴隆洼(距今8200年)、东南跨湖桥(距今8000年)、 西部地区甘肃秦安大地湾(下层距今8000年)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为何也会出现其与旧石器文化之间10002000年的的断代或说是间隙?

其四、为何位于黄河中游南北两岸的裴李岗(距今8000年)和磁山文化(距今7400年)的出现会早于山西枣园而又晚于其他地区呢?

   其五、为何山东地区距今8500年出现的后李文化会在距今8200年左右突然消失,直到大约1000年之后(距今7300年左右)这一地区才出现北辛文化?

  其六、距今8000年以来,分布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有无相关性?若存在相关性,那其间又是如何融合发展的?

  其七、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到底是“多元一体”、还是“同源一体”,如何证明其说是否正确、能否成立,这都是不应回避的现实问题。

 

上述这些问题,无疑都是与中华文明探源极其相关和十分重要的问题。若不系统全面的研究,就可能会造成对历史的误判。

作为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学界对其分类可谓繁杂,涉及到史前考古、历史(文献)考古和田野考古等等;其学科联系与涉及面更是宽广,涉及到自然(地理、地质、气象和生态)、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等诸多方面。如此,不举国家之力,不调动社会力量,恐难以获得进展。

在这个极其复杂艰难的研究与探索过程中,Mr.Mannor先生独辟蹊径的天文考古,无疑是拓宽了考古学的途径与视野。就其个人的研究成果而言,笔者认为无论其研究结论是否站得住脚,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都是具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可贵探索和实践。

后续: 在笔者此博文发布后,收到了Mr.Mannor先生的回复与点评。不妨转录如下,以与诸君分享:

 

“中华王朝四千六百年”和“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两个提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说它们有联系,是因为王朝出现准确等于文明出现。

说它们有区别,是因为文明的起源时间肯定早于王朝——理由:中华第一个王朝当然不是野蛮人建立的。例如,中华王朝的第一位帝王是天皇(其人名号在中国紫微垣星座中出现,星名是“天皇大帝”)。  我们不能设想天皇父亲、祖父、高祖父……为天皇打天下时都还是野蛮人,等到天下打下来,第一个坐江山的子孙却突然成了文明人。天皇氏的历代祖先也是文明人,只不过他们尚未成为全天下人民共同遵奉的帝王而已。所以,古书里面把天皇父亲以上的历代祖先称为“素皇内帝”,等到天皇登基,天皇以后的历代天子就是“文皇外帝”。这里,“素”指服装没有纹章(也叫“文章”),“内”是指他们(天皇祖先)的统治权力仅仅局限于良渚文化社会。“文”指服装有鲜明的纹章(文章),“外”指他们(天皇及其子孙)的统治权力(皇权)被良渚文化社会之外的其他东亚大陆族群所承认。

“文明”是地道的古汉语名词(被日本人首先用来对应英语的civilization),它的本义是“文章鲜明”(也就是服装上的纹章鲜明)。也就是说,三皇政权的特征之一是权贵的服饰具有鲜明的纹章,用于表示朝廷礼制和社会等级制度。因此,东亚大陆的文明化进程,实际上就是良渚古城主人(从天皇大帝到燧人伏羲)推广自己的礼制的过程,这个“文明化”过程也叫“皇化”(王化)。(参考:日本人在占领台湾期间推行了“皇民化运动”——学用日语、早晚朝日本皇宫方向鞠躬礼拜,等等。)

4600年王朝史不等于文明史。中国文明史是这样计算的:良渚地区文明史+王朝史=也就是天皇氏的祖先统一中国所用的时间700年(BC3300-2600+4600=5300年。良渚水库工程规模巨大,说明工程设计施工方的背后存在强大王权,而王权被视为文明社会成立的标志。经碳素测年,得知水库起建年代是5100年前。而天文考古可以确定良渚政权出现于3300 BC(也就是说,良渚文明成立的年代早于良渚水库起建年代)。

以上“中国王朝史”计算的关键是先确认良渚古城主人是天皇,是三皇政权。然后根据我国古文献载明的中国王朝序列“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可以确认良渚古城不是某个不知名良渚土豪所建,中国华夏王朝的都城序列是:杭州良渚古城-三皇,河南新郑古城(黄帝),山东曲阜古城(少昊),河南濮阳古城(颛顼帝喾),山西襄汾陶寺大城(尧舜禹)……

 

在这个都城序列的基础上,就可以有“中国王朝史4600年”的计算结果。然后加上天皇祖先统一东亚大陆所花费的700年时间,中华文明史就到了5300年前了。再往前,那都是“中华文化史”。因为“文化史”和“文明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文明时代的陶器和文明时代的陶器都属于陶器文化范畴,……等等,这是“联系”;前文明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区别是:文明时代以“城镇体系”(“天下万国”)作为标志。前文明时代只有不成体系的零星城镇(如郑州西山古城与湖南城头山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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