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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天文星图发展脉络线索之梳理

中华天文星图发展脉络线索之梳理

蔺长旺

遍历中华历史之典籍,察新旧石器考古发现之点滴线索,观三垣二十八宿之浩瀚星空,可知自伏羲氏立杆测影、一画开天、创太极始,中华天文史的发展脉络虽是扑朔迷离,但精心研习还是会有所收获。

星图(star atlas),是恒星观测的一种形象记录,它是天文学上用来认星和指示位置的一种重要工具。星图是不同于传统地理图集或者天体照片,也就是说,现在星图是把夜空中持久的特征精确描述或绘制,例如恒星、恒星组成的星座、银河系、星云、星团和其它河外星系的绘图集; 亦即是"星星的地图"。

古代文化、文明之遗迹或是遗存,并非仅仅存在于地下与田野之中,而且在浩瀚星空也留下了中华文明史的印记,地上天上遥相呼应,因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天人合一”之宇宙观由来久矣。正如学者Mr.Mannaor所言,古人有“星宿分野”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古代列国各有分野之星,大一统中央政权还有固定的北极天区的“紫微垣”作为自己的专用分野星群”。如此,开启一扇可窥天文王国的窗户,探究其与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相关性,对于从天文角度考古探源中华文明无疑是件意义重大的事。

今天,人们借助于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获得其所需年代的星空图,并非难事。问题是,我们却很难搞清楚中华先民创造的三垣二十八宿星空图,到底最早始于何时,始于何人之手,其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如此,有必要对历史的记忆予以梳理。

(一)山西吉县柿子滩星象岩画

岩画上画着一个女子,丰乳肥臀、发髻朝天、生殖特征明显,头上7个小点呈弧形,脚下6个小点。旁边一个戴鹿角的人正和一头鹿搏斗,脚下10个小点。很多专家认为那7个点代表北斗七星,6个点代表南斗六星。此画的年代大致约距今12000到10000年。

 

(二)连云港将军岩岩画星象图

将军崖岩画,位于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锦屏镇桃花村锦屏山南麓的后小山西端,在南北长22.1米、东西宽15米的一块混合花岗岩构成的覆钵状山坡上,分布着三组线条宽而浅,粗率劲直,作风原始,断面呈“V”形,面壁光滑,以石器敲凿磨制而成的岩画。

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画,是东南沿海地区首次发现的岩画,是惟一反映农业部落原始崇拜内容的岩画,距今约7000年以上。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之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天书。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发现于1979年。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被发现时只有3组岩画,主要内容为人面、农作物、兽面以及各种符号。其中第二组中的星象图拓片和第一组中的两张拓片模型已经作为我国最早的天文文物资料陈列于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

(三)距今7800年至7000年湖南高庙遗址八角星图像

据迄今为止已发表的资料统计,八角星图像在全国史前遗存中发现了近20例, 其中以湖南洪江市高庙遗址早期遗存(距今7800年至7000年)发现的年代最早,且已具备了安徽凌家滩玉器上八角星图像的基本的要素——中心部位的方框、方框外的圆圈、等分的八角星,以及八角星图像外围的圆形天体。这种图像的构图在高庙文化晚期阶段(距今7000年至6300年)愈发规整。

据对多幅八角星图像的实测发现,这种等分八角星图像任意相邻角的顶点(也正好是与外圆的交点)与该图形中心点连线的夹角都是45度,而两条连线的延长线又正好与另两个对应角的顶点相交。“这种角对应的关系正是对太阳周年运动所产生的投影线的摹写。”研究者贺刚说,可以推断出这种八角星图像的最早出现,是因高庙文化先民在周年性立杆测日影过程中发现了太阳投影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并发现了太阳在夏至、冬至日的投影夹角是45度。它与现代天文学研究的结果十分接近。由此可见,高庙文化先民首创的这种等分八角星图像,实际上是表述日投影周年变化过程的一个缩写符号,可作为测定四时的仪具来制作太阳历。

史学家饶宗颐、李学勤,考古学家俞伟超、张忠培及天文学家陈久金等均认为:这种八角星图像与当时人们的方位观和天圆地方宇宙观有直接的联系,是方位天文学的典型符号;它是观测日影、测量时节和制定太阳历的仪具或原始式盘;它印证了古谶纬书所言“河图”“洛书”的说法,与周易八卦存在渊源关系。

据此可以确认,太阳历在中国南方沅水中上游地区出现时间,比古代文献所载中国最早的夏历早了近4000年,比埃及太阳历足足早了3000年。这一发现,的确是令中外诸多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们所始料未及的。

(四)距今7000年刻有简易天文图案的陶纺轮

2016年湖南罗家冲出土距今7000年的陶纺轮

(五)距今6000年濮阳西水坡四神形象

红山文化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同时期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所发掘的墓葬,发现有贝壳堆积成的龙和虎的形象,这可能与汉代四神的形象相关,虽相隔近四千年但并非偶然,其中存在必然的联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巍研究员)

(六)距今6300年大汶口出土彩陶上的八角图

(七)距今6000年伊川缸上的天文图

(八)距今5600年的凌家滩玉版天文图

1987年6月安徽含山县凌家滩出土距今5600年左右的玉版

(九)距今5300—4600年的太极图

选自李远国、李黎鹤博文《溯源远古 惊天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太极图》

陶纺轮,新石器时代常见的纺织器具。河南淅川出土的陶纺轮,屈家岭文化遗存(公元前3300~前2600年)。陶纺轮上的圆形纹饰,这是考古发现最古老的太极图。图中由黑白二色构成的图案,阴阳互依,犹如两条活泼的鱼,头尾互动,正是阴阳契合、太极思想的完美演绎。

 

(十)距今5500到5000年临制四乡的北斗七星

以北斗七星布局的辽宁牛河梁遗址距今5500到500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天文考古学家冯时对璇玑早有研究,他认为,基于古人的天文观测水平,原始的天极观一定是相对粗犷的。因为真天极的位置并不一定有实体星象,这意味着原始的天极思想并不具有今天这种天极假想点的科学内涵。在人类尚未明了真天极与极星有时并不完全等同的时候,他们常常会以某颗接近于北天中央相对不动的星作为他们心目中 真正的天极。

在相关的天文仪器产生之前,如果人们仅凭裸眼观测确定北极,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将天极的位置放大,不拘泥于一点,而以天极的不动点视作一个不动的区域。这个区域的规定事实上只能通过当时最接近北极而且充当着授时主星的星,以此作为极星并绕北极做拱极运动,从而画定一个以真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天区,这就是令数辈学人大伤脑筋的璇玑的形状了。

根据汉纬书《春秋运斗枢》对北斗七星名称中有璇、玑二星的记载判断,朱成杰先生认为,《舜典》记载的璇玑一定与北斗和天极有关。事实上北斗的授时作用使它成为北天中央最重要的星官,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由于岁差的缘故,北斗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晚期,斗柄的开阳星距真天极的位置最接近。因而北斗的视觉运动主要表现为斗魁围绕北天极的旋转,但斗魁以真天极为圆心所绘出的圆周直径非常有限(比现在要小得多),这使得红山文化晚期的先民应该更容易认识北天极。

在牛河梁遗址中,朱成杰先生发现两处三个积石冢遗迹完全符合璇玑的特征。第一处,就是遗址核心的第五地点一号冢。根据牛河梁考古发掘报告给出的数据,一号冢三重冢界石墙的直径据残存段推测分别为:外圈20~22米;中圈18~20米;内圈16.5~18.5米[8]。取平均值分别为:外21米、中19米、内17.5米。直径比为:D外/D中=21/19=1.105,D中/D内=19/17.5=1.0857≈1.1。两个比值几乎相等。我们将公元前3600年立夏节中候天文昏影终这一时刻的北斗天象图叠加在第五地点一号冢俯视图上,发现残存的三重冢界墙分别与天璇、天枢、天玑三星绕极轨迹圆周吻合。而且北斗最亮星玉衡也刚好与中心大墓主人的头部吻合,同时天极点也落在了中心石堆的中心附近(误差大约0.8米)。

战国时期楚人《鹖冠子·环流篇》:“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鹖冠子》中还有关于天体结构和运动的知识,它说:“旧不瑜辰,月宿其列,当名服事,星守弗去,弦望晦朔终始相巡。瑜年累岁,用不鳗鳗,此天之所柄以临斗者也。”意思是说,太阳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各月都在预定的辰次中运动,月亮每天住宿在一个星宿之中。只有恒星之间的相对位置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日月每运行到期一个辰次或星宿,便办理它们所需要办理的事情。因此便有弦望晦朔终始相巡和瑜年累岁的变化。这就是老天让北斗临制四方运乎四时的道理。

《史记·天官书》亦说:“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有学者称:上古伏羲族通过夜观天象,发现了北斗七星围绕北极帝星旋转,于是根据北极天象的“帝”字形连线,创造了伏羲族的北极天帝“帝俊”和“帝”字;然后根据北斗七星的斗魁四星,酷似猪的眼鼻四孔,均为倒梯形,创造了伏羲族的“北斗猪神”。这一形象在不少遗址中亦可见。

(十一)5000年前疑似北斗九星祭祀区

河南荥阳青台遗址疑似北斗九星祭祀区,2017年度曾当选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疑似北斗九星祭祀区在遗址东部、内环壕外侧。九个陶罐组成疑似北斗九星图案,九星罐东部有圆形祭土台,祭土台东部有大、中、小3个瓮棺,南部有一个祭祀坑,内置一个非正常死亡骨架,整个祭祀区周围有较多疑似地臼遗存。

“疑似北斗九星祭祀区的发现,说明5000年前的先民们已具备一定天文知识,对北斗天体的崇拜可能形成一套隆重祭祀仪式。”该项目负责人魏青利介绍说,“北斗九星历史上有两种排列方式,新的发现将为此项研究提供极其重要的新素材。”

(十二)BC2787刻于石锛上的天龙α星座

 

网名为“匪石HMX”的先生,在2014年5月25日发表《天龙石锛——华夏之瑰宝》博文,称其先父收藏一新石器时代的石锛。幼年时曾用它砍过高梁,槌过板栗球,开过香瓜……。2006年家父不幸病故,在清理遗物中又重见了它,从此潜心研究,对天龙石锛中包含的信息解读:全星图共有九颗(α、k、i、q、n、c、f、β、x),以目测距离极其精准地刻在它们相对位置上,其中α(右枢)星最大突显其中,β和X星是北斗七星中的两颗,星图记录了那时北天中的星辰。 认为是公元前3942年的天龙α星座,其理由是 “公元前2787年最靠近北极点,距离只有2.5弧分,在之后的200年也没有超过1度 ”。 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炎帝时期帝承在位的时间。对此,笔者认为,其信息是否可信,尚有待于专家的鉴定和认证。

(十三)商周时期的太阳神鸟金饰

太阳神鸟金饰出土于2001年的四川成都金沙村一座商周时期的古墓中,太阳神鸟金饰只有20克重,含金量高达94.2%,在商周时期出土的墓葬中像太阳神鸟金饰这样的文物绝无仅有。太阳神鸟金饰构图简单流畅,专家认为该神鸟蕴含了古代蜀人原始的太阳崇拜与神鸟崇拜思想,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与哲学思考。四肢神鸟逆时针围绕太阳飞翔的画面预示着生命的生生不息与周而复始,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以其深厚的哲学韵味而被国家文物局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同年10月太阳神鸟金饰的蜀绣制品被神舟六号飞船带上了太空。太阳神鸟金饰也被认为是第一个“上天”的文物。

笔者认为,从该神鸟之图饰来看,中间部分的12个纹饰有象征12个地支字的意义,而外围4只神鸟除了可代表二分二至4个节令外还可具有表示12个方位的天文意义。

(十四)《易·系辞》记载的河图洛书

《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至于河图洛书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土,并由那位圣人得到,目前虽不可考,但其自春秋以来却流传久远,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天文意义而言,笔者认为当是对中华古老太极图天文意义的演绎。

(十五)战国曾侯乙墓二十八星宿名称

考古发掘最早的二十八星宿名称见于战国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个漆箱上,但仅有题名,无星形和星数。

这件曾侯乙墓编号为E.66的漆箱盖上,绘有一幅彩色的天文图。画面中央是篆书的“斗”字,就是表示星空枢纽的北斗。四周顺序书写着二十八宿的名称,与文献所见的二十八宿之名基本相同。二十八宿名的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这与传统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七宿、西方白虎七宿正好对应。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将青龙、白虎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实物。曾侯乙墓下葬的年代是公元前433年左右,这就说明最晚在公元前5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和青龙白虎玄武朱雀的四象体系。

(十六) 汉代张衡《灵宪图》

张衡所作《灵宪图》是记载在册的最早星图,蔡邕所著《月令章句》描述了当时天文官使用的星图式样。

《灵宪图》,是张衡在《灵宪》一书中绘制的中国第一张完备的天象星体位置图。这幅图是张衡在京都洛阳任太史令期间创作完成,对我国古代天文学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灵宪》一书描绘了宇宙的生成和演化,他认为最初阶段可以称之为“太素之前”,其中只是一片空虚,其外什么也没有,故“不可为象”,但“道”的“根”却含在里面;第二阶段叫“太素始萌”,道根的存在使能“自无生有”,出现了“混沌不分”的状态;第三阶段为“元气剖判”,此时“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灵宪》的观点是流行于汉代的道家观点,尽管受唯心论的影响,却是汉代人们解释宇宙的客观记录。

《灵宪》中有不少关于天体的精辟论述。“日譬犹火”、“火则外光”,将太阳描述为一团火,这是很有见地的。“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是关于朔、望月变化的科学论断;将地影称作“暗虚”,指出“月过则食”,正确地说明了月食发生于月进地影;“近天则迟,远天则速”是关于行星运行速度不均匀的解释;“行则屈,屈则留回,留回则逆,逆则迟”这句话,将行星由顺行经过留而转为逆行的曲折运行描述的十分形象,并指出了逆行造成“缩”,使行星出现失次现象。另外张衡所说的“紫宫为皇极之居,太微为无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无帝有座。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黄帝轩辕于中。”几句话把五宫四象展现于人们面前。

在《灵宪图》中,张衡所记录的天体中的星体,较亮的有2500个,常明的124个,有名的320个,这些记载与现在天文观测的情况都大致相符。所以说《灵宪图》是中国第一张完备的星图。

(十七)洛阳西汉壁画墓星图

洛阳西汉壁画墓星图发现以后,曾有学者对比现代星图进行解释,由于不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和西洋天文学的差异,所作解释多有不当。夏鼐从辨明正确的研究方法入手,提出:(1)这星图的内容,并不是比较全面地表现北天的星图,仅仅是选用少数几个星座,因而只能用中国古代星座对照,不应用西洋星座对照;(2)这星图是西汉末年的,应该以《史记•天官书》作为主要的对比材料,而以《晋书•天文志》所载作为补充;(3)比较不能漫无边际,首先应注意的是北天亮星的几个星座和天球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宿,它们可能是古人绘制星图时用以选择的主要对象。经过这样重新比较,确认该星图既不是以十二个星座来表示十二次,更不是象征十二辰,只是从汉代天官家所区分的“五宫”中每“宫”选取几个星座用以代表天体而已。

1987年西安交大发现的西汉壁画墓,发现了具有星形、星数、图像的天象图,但无星宿题名。

 

 

(十八)洋人专家不认可的《五星占》

湖南考古挖掘马王堆汉墓后,出土了不少历史古籍,其中以3部失传的古籍为最,有不少考古家认为这3部失传古籍或许能够改写历史。这三部失传古籍都是在马王堆汉墓中的3号墓出土,一部是被号称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医方著作的《五十二病方》,一部是被认为是能改写所有史书中关于纵横家苏秦历史的《战国纵横家书》,还有一部就是能够改写天文中关于金星记载史的《五星占》。


被国内专家视之为“迷信”的汉墓《日书》这个大约8000字的失传古籍就记载到金星会合周期为584.4日,比今测值只大了0.48日;土星的会合周期为377日,比今测值小了约1.09日。 如此准确的记载,比西方近代天文学测算的提前了近两千年,直接改写了世界天文史,的确有点令人匪夷所思。据报道西方著名专家弗拉马立翁在得知中国出土这本失传古籍将会改写世界天文史后,惊呼“这绝不可能,没有精密仪器是绝对测算不出来的”。不过不要忘记,汉朝可曾是我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当时最强大的朝代之一这一不容否认的事实。再者,话语权看来也的确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另外,被称为“虎溪山一号汉墓”的古墓还出土了1000余枚竹简,累计文字多达3万字。其中就包括一本《日书》。《日书》是以天文历法为经,以生活事件为纬,共同交织成一幅日常社会的多彩画卷。其内容涉及天文、五行、易学、风俗、人文。而这本古籍是古人选择时日吉凶宜忌的参考之书,据史书记载,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特意留下了这本古籍,但后来却流失在历史长河。直到现代,考古专家在马王堆汉墓等楚墓、汉墓中都出土了有关记载《日书》的竹简。据说当时参与考古此墓的几名年轻的考古家是从西方刚留学回来的,他们认为湖南这座汉墓中出土的《日书》是一本迷信之书,对与研究历史真相并无多大用处,反而会使得民间封建迷信之气复燃。所以这几名刚从西方留学回来的考古家认为“这是迷信之书,不要也罢”。

(十九)陕西东汉墓二十八星宿图

为了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转,中国的古人把广袤的星空划分为28个星区,即所谓的二十八星宿。2015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靖边县渠树壕汉代墓群发现一座被盗的砖室墓,墓室里绘制有包括二十八星宿在内的星空图。

 

经过考古发掘与研究修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这座墓葬的最新成果。称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星形、星数、图像、题名四要素齐备的二十八星宿图,为探讨汉代天文学的发展状况,了解东汉时期与丧葬有关的观念习俗,宗教思想,以及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神话传说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汉代科学史、文化史、宗教思想史、文学史,以及历史、考古学研究等,都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二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汉代织锦

汉代织锦,1995年出土于新疆的一座古墓中,汉代织锦不光有用汉朝最卓绝的织锦技术和色彩渲染手法,最为令人惊奇的还是汉代织锦上面所写的八个汉隶大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所谓的五星就是指岁星、辰星、填星、荧惑星和太白星,当这五颗星星能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之时,中国就会发生非常吉祥的事情。考古专家表示上一次五星出东方是在公元40年,而五星出东方这种天文奇观两千年才会出现一次,因此下一次可能出现五星出东方的奇观将会在2040年!这种说法虽然科学性尚存疑问,但依然不免让人好奇不已。至于2040年是否真的会出现五星出东方的天文奇观,让我们来一同见证!

(二十一)三国时代吴国陈卓绘制的星图

据有关资料记载,三国时代吴国陈卓在公元270年左右将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所观测的恒星,曾用不同方式绘在同一图上,有星1464颗。 此星图虽已失传,但从绢制敦煌星图上可知其大概。

(二十二)敦煌写本中的两件唐代星图

关于敦煌写本中的两件唐代星图,夏鼐先生将现存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一件称为甲本,现存敦煌市文化馆的一件残卷称为乙本。他判定两本的抄写年代,甲本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公元8世纪),比英国李约瑟博士判定为后晋天福年间(公元10世纪),提早了200年;乙本在晚唐至五代时期(公元10世纪),则是第一次进行如此深入的研究。

在敦煌经卷中发现的一幅古星图,约绘制于唐中宗时期(公元705-710年)。

敦煌经卷的画法从十二月开始,按照每月太阳位置沿黄、赤道带分十二段,先把紫微垣以南诸星用类似墨卡托圆筒投影的方法画出,再将紫微垣画在以并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上。全图按圆圈、黑点和圆圈涂黄三种方式绘出一千三百五十多颗星。

这一星图为一纸卷,长3.94米,宽0.244米,被斯坦因带到英国,但起初并未引起注意,1950年代初为李约瑟和陈世骧首先发现并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中加以介绍。此图册有手绘十二时角星图各一幅,北极区星图一幅,展示了从中国可见的整个北天星空,另有云气图25幅,附占文,星图后还画有一电神。

本图将北极附近(约相当于赤纬50-90度)单独成图,距北极较远处则分成十二幅(称为横图),这也是现代星图册的做法。李约瑟及席泽宗都强调其绘制方法类似墨卡托(Mercator)圆柱投影法,但远早于后者。

(二十三)五代吴越国星图

浙江考古人牟永抗1958年从杭州凤凰山脚下的五代吴越国(907-978年)王妃吴汉月墓中发掘出来的星图,它是中国目前已知的古星图中唯一赤裸裸画上了“北极五星”的星图,十分珍贵,比利簋铭还珍贵,它支持Mr.Mannor的学术判断:所谓“北极五星”,它是指北极 + 北极一 +北极二 +北极三 + 北极四。枢纽星不是“北极五”。

(二十四)苏州石刻天文图

苏州石刻天文图是根据北宋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的观测结果刻制的。 之后《新仪象法要》中所载星图绘制于1088年, 但所依据的观测结果与苏州石刻天文图相同。

(二十五)宣化辽墓星图

对于宣化辽墓(公元916年—公元1125年)出土的星图,夏鼐先生曾根据其壁画中的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图像,结合大量文献资料,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特点,指出以赤道为准的二十八宿显然是起源于中国,后来由中国传至印度的,而黄道二十宫则是随着佛经的翻译由印度传入中国。至于中国二十八宿创立的年代,他认为“由可靠的文献上所载的天文现象来推算,中国二十八宿成为体系,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真正的起源可能稍早,但现下没有可靠的证据。至于文献学方面的考据结果,也和它大致相符而稍为晚近,现下只能上溯到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而已”。夏鼐的意见,被公认为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中对于二十八宿创立年代这个聚讼纷纭问题的较为稳妥的看法。

(二十六)国外星图

西方古典星图起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时期,主要是具有美术性质的希腊天图,所表现的只是星座的形象示意图,而不是星辰本身。早期较著名的古典星图是由中世纪的僧侣Geruvigus于公元1000年前后绘制的,它由哈利父子收集,现存于英国博物馆。Geruvigus星图风格古朴,与后期的古典星图相比显得粗糙了一些,但它对于以后的星图画家的影响却很大,从很多图上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望远镜发明以后,欧洲较早的星图是赫维留所编《天文图志》(1657~1690年)中的54幅星图。赫维留的星图经弗兰斯提德重新修订,于1725年再版,绘有2,866颗星。其星数比我国汉代张衡星图的数量还要少。

虽然,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星图凤毛麟角,但它们仍然为我们揭示了中国星图形式的不断创新以及绘制精度的不断提高,相较于西方而言,反映了我国天文学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了中华古代科技的灿烂与辉煌。

201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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