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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星图、历法与中华文明史年代框架的相关性

浅析星图、历法与中华文明史年代框架的相关性

蔺长旺

 

通览笔者之前撰写的《中华天文星图发展脉络线索之梳理》一文从考古发现层面可知,自距今12000年山西吉县柿子滩岩画上出现7个点的北斗七星、6个点的南斗六星,到秦汉时期2900多个星体的天文星象图的出现,期间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不但是中华三垣二十八宿天文体系诞生与形成的过程,而且也正是中华天文历法得以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最为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还能有用于天文历法的世界最早观象台——距今4300年的陶寺遗址观象台,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重大发现问世。从而使得有了一个上可承炎黄、下可接三代天文历法的坚实可信的年代节点。

当然可资反映这个历史过程的相关典籍记载也并非是凤毛麟角,不成体系。自中华先民原始朴素的“立杆测影”始,伏羲氏一画开天创太极,黄帝“迎日推策”、“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叟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证算数,容成作调历”;帝尧“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而夏朝之《夏小正》已是融以往数千年物侯天文之成果的歷法經典。

倘若能结合典籍记载与考古发现将这个长达万年的中华星图与天文历法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三维空间的形式全方位展现,无疑对从天文考古视角文明探源与科学构建中华文明史年代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代之前及秦汉时期中华天文历法发展脉络梳理

历法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最初是因为农业的生产的需要而创制的。纵观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所包含的内容相较于西方历法而言,则是十分丰富的,大致说来包括确定干支、推算朔望、二十四节气、安置闰月以及日月食和行星位置的计算等。当然,这些内容是随着天文学的发展逐步充实到历法中去的,而且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但对于中华历法到底始于何时何地,迄今学界并无定论。

(一)、中华原始历法——干支历

上古时代在百越曾有过独特的干支历,明代史学家万民英根据我国古文献明文记载确定用于历法的“干支”为“三皇”之前的古越人天皇氏发明,在其著作《三命通会》中有详细记载。说到这里,别说是你,就是连笔者自己也不敢相信这会是历史的真实。不过,当我们重温之前所说的那个几乎长达万年的“历史过程”,其间湖南洪江市高庙遗址早期遗存(距今7800年至7000年)八角星图像的发现,倒是为之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支撑和佐证。著名史学家饶宗颐、李学勤,考古学家俞伟超、张忠培及天文学家陈久金等均认为:这种八角星图像与当时人们的方位观和天圆地方宇宙观有直接的联系,是方位天文学的典型符号;它是观测日影、测量时节和制定太阳历的仪具或原始式盘;它印证了古谶纬书所言“河图”“洛书”的说法,与周易八卦存在渊源关系。据此可以确认,太阳历在中国南方沅水中上游地区出现时间,比古代文献所载中国最早的夏历早了近4000年,比埃及太阳历足足早了3000年。这一发现,的确是令中外诸多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们所始料未及的。

天皇氏干支历通过“天干地支”论太阳与地球关系,是用60组各不相同的天干地支标记年月日时的历法。干支的发明标志着最原始的历法出现。

天皇氏的这一发明影响深远,是上古文明的产物,博大精深。至今依旧在使用干支,用于历法、术数、计算、命名等各方面。上古时代已定出天干地支及年岁。十天干曰:阏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地支曰:困顿、赤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在后来的传承发展中,这套干支术语简化为一个字。简化后的“干支”,十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干支纪法以立春为岁首,交节日为月首。通过天干地支论太阳与地球的关系,二十四节气和十二月建是基本内容。

(二)、黄帝时代的历法

在我国,根据传说,中原一带在黄帝时代就已经有了历法,且典籍亦有记载,黄帝“迎日推策”、“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叟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证算数,容成作调历”,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仅此记载不足为凭。不过,笔者认为,毫无根据的疑古态度、或是低估古人智慧的做法恐都是不可取的。既然在黄帝时代之前天皇氏的干支历就已存在,那么,在黄帝时代有历法存在当是自然。况且,黄帝时代同样处在“以三维空间形式全方位展现天文历法历史过程”之中,逻辑上并不存在问题。

(三)、帝尧时代的历法

有学者称“帝尧时代有粗疏历法之说基本可信”,因《尚书•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之语可以为据。《尚书•尧典》中也记载了古人利用显著星象于黄昏出现在正南天空来预报季节的方法,这就是著名的“四仲中星”,书中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对这些记载,通过现代天文计算软件都是可得以验证的。另据《尚书•尧典》可知,帝尧曾经组织了一批天文官员到东、南、西、北四方去观测星象,用来编制历法、预报季节,虽然有关历法的材料至今尚未发现,但何驽先生陶寺观象台(20个节令)的发现,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佐证。近年来,笔者通过多次实地观测和研究发现,利用柱体缝隙以目视形式也只能观测到20个节令。因为在临近夏至点(冬至点)之前太阳视运动往返的两个节令点,由于角度值很小因而是无法做出观测缝隙的。但这并不能说陶寺时期就只有20个节令的历法,因为结合圭表做适当修正计算是可以获得24个节令之日期的。

陶寺时期的观象系统,除观象台外,还有“立杆测影”——圭表的重大发现,该系统完全可利用日影长短的变化来确定二分二至、24节气、乃至某一天的日期。陶寺圭表早于周代利用土圭测日影约1700余年。据此,笔者认为陶寺时期已有24个节令的历法存在。

(四)、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历法

《甘誓》有 “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即夏正、殷正、周正)之记载。《大戴礼记》中亦有《夏小正》一篇。再孔子常谓‘行夏之时’。

由《夏小正》之记述可以推知, 夏代历法的基本轮廓是: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除二月、十一月、十二月之外,每月均以某些显著星象的昏、旦中天,晨见、夕伏来表示节候,称它为物候历和天文历的结合体是完全可以的,或更确切地说,在观象授时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夏代已经有天干纪日法,即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周而复始地记日,夏朝末代的几个帝王有胤甲、履癸等名称就是直接的佐证。据此可推断在尧舜之后的夏有历法当属不虚之实。《今本竹书纪年》中有夏禹元年“颁夏时于邦国”一语,历来不少人就认为,它是夏王朝的职官所纪,是夏代的文献。

商代在夏代天干纪日的基础上,发展为干支纪日,即将甲、乙、丙、丁……十天干和子、丑、寅、卯……十二地支顺序配对,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干支,六十日一周循环使用。在出土的商代武乙时的一块牛胛骨上面刻着完整的六十天干地支,两个月共计60天,这也许就是当时的日历。还发现,有一组胛骨卜辞记着两个月共计59天,这证明商代已经有大、小月之分了,即大月30日,小月29日。另外,卜辞中还有分一年为13个月的多次记载,这又证明商代已经用闰月来调整节气和历法的关系了。从大量干支纪日的材料分析,学者们对商代历法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商代使用干支纪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有闰月,亦有连大月;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和月份有较为固定的关系。

据宋镇豪先生介绍,殷商的卜辞中,还多有对气象的占卜。近年来的研究还发现了“生今日”这个特殊的词。“生日、生月都是指未来哪一天、哪一月,连在一起使用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宋镇豪说,他们还发现了从5月到11月历时超过200天的与历法有关的卜辞,十分珍贵,为考察商朝的天文历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数据。

周代在继承和发展商代观象授时成果的基础上,将制订历法的工作又推进了一步。周代(春秋中叶,即公元前600年左右)延续了陶寺圭表技术,用土圭测日影来确定冬至(一年中正午日影最长的日子)和夏至(一年中正午日影最短的日子)等重要节气的方法,这样再加上推算,就可以将回归年的长度定得更准确了。周代的天文学家已经掌握了推算日月全朔的方法,并能够定出朔日,这可以从反映周代乃至周代以前资料的《诗经》中得到证实,该书的《小雅• 十月之交》中记载到:“十月之交 • 朔月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朔月”二字在我国典籍中这是首次出现,也是我国第一次明确地记载日期(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76年)的一次日食。周代历法的第三个进展是,到春秋末至战国时代,已经定出回归年长为365日,并发现了19年设置7个闰月的方法。

关于战国时期及其之前天文历法的进展状况,《鹖冠子》中,阐明天文学内容几乎篇篇皆有,所以《通志》说他是“知天文者”。在先秦的文献中,《鹖冠子》包含有丰富的天文学内容,是极为珍贵的。《夏小正》用斗柄的指向来判断两个特定的月份,而《鹖冠子》用斗柄指向来判断四个季节,并且总结得是如此简明扼要,几乎成了人人都能记诵的谚语。

《鹖冠子》中有关于天体的结构和运动的知识,有关于恒星的观察,多处谈到恒星问题。《天权篇》说:“春用苍龙,夏用赤鸟,秋用白虎,冬用玄武。”这是中国古代对于二十八宿按四个方位将它们分成四组的名称。《度万篇》说:“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 麒麟者,玄格之兽,阴之精也。”由于鹑火是南方的星次,所以属阳; 玄格是北方星次,所以属阴。由鹃冠子的这段话以看出,他是熟悉十二星次的。关于历法的零星知识在《鹖冠子》诸篇中亦多有记载。例如《王铁篇》说:“第以甲乙,天始于元,地始于朔,四时始于历。”这就明确地记载了战国以前历法中早就包含有气、朔、干支这三个基本要素,并且证实了至少在战国末期的历法中,在推算历法时就已设有历元。关于记载二十四节气名称的文献,以往人们只见到《吕氏春秋》有记载,便认为二十四节气可能首先发明于秦国。实际上《鹖冠子》中早有发现,故以往的论断是需要修正的。

东汉时期在之前历法成果的基础上,诞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历法——四分历。四分历的问世,标志着中华历法已经进入了相当成熟的时期。当然,之前各诸侯国分别使用的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即人们所统称的古六历,其实也都属四分历的范畴。

中华天文历法年表部分截图(摘自百度)

四分历问世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历代编历家屡有改革,遂使中国古代历法不断完善,内容亦日趋丰富起来。

在欧洲,罗马人在公元前43年采用的儒略历中,也用365日这个数据,但比我国晚了大约500年左右。19年7闰法,古代希腊人默冬在公元前432年才发现,比我国也晚大约100年。(公元前3000年,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根据自然变换的规律,制定了时间上的历法,即太阴历。苏美尔人以月亮的阴晴圆缺作为计时标准,把一年分为12个月,共354天。公元前2000左右,古埃及人根据计算尼罗河泛滥的周期,制定出了太阳历,亦即公历。)

二、三垣二十八宿星系中的“三皇五帝”

通过对中华历法发展过程的梳理,大家不难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采用天干地支纪年的方法,自然会出现六十年一个循回的问题,再加上还有各诸侯国以各自帝王年号纪年的惯例,以及对古文断句标点等问题,故后人按照公历在换算和确定某一历史事件发生之年份时,就比较麻烦。例如,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尽管有武王伐纣利簋铭文“珷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出土问世,但却出现了诸多不同的答案,而且迄今尚有争议。难怪学者关于“三皇五帝”年代之说的答案会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看来,仅仅依据文献资料里的纪年数据,简单加减算法是不科学的。学者Mr.Manor 先生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应该有更理性而非文科的思维和科学的算法。对此,Mr.Manor 先生从星图、历法入手,开始了从天文角度进行考古探源的研究,以求能结合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在中华星图中找到“三皇五帝”年代的答案。对此,笔者赞成其思路和方法。

尽管人类所在的宇宙天空现象是同样的,但对宇宙时空的认知,不同的文明却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认识、理解和建构它。赤道坐标系以天极为中心;地平坐标系以天顶、天底为中心;黄道坐标系以黄极为中心。三种坐标系的“中心”并非一致,具有本质的不同。不同于西方所采用的黄道和地平坐标系,中华古天文构建起了适合中华文明之“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赤道坐标系。这一“天人合一”之宇宙观的伟大之处,特别是在人类面临解决地球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难题的当今,更是另有新意。

在以赤道坐标为中心的天文体系里,北极星在这一体系中处于天球正北,无疑具有独特的地位,在中国古代往往将其作为帝王的象征。但当今小熊星座α星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北极星。由于地球自转轴存在周期性的缓慢摆动。因此,地球自转轴北极指向的天空位置也在发生变化,北极星的“皇位”自然也会存在轮流坐庄的可能。

北极星又称北辰、紫宫、紫微垣。紫是玄的代称,紫宫也就是玄宫,宫中女主为阴德星,是为弇兹圣母九天玄女。也有人认为昊天上帝居处之北辰,“昊天上帝谓天皇大帝,北辰之星。” 约在距今一万五千年至一万三千年时,北极星因弇兹氏织女而命名为织女星,源于古代汉族人民对远古星辰的自然崇拜。

天文学家称公元2100年前后,地球自转轴北极指向的天空和小熊座α星之间的角距最小,仅有约28角分。以后,地球自转轴北极指向的天空将逐渐远离小熊座α星。到公元4000年前后,仙王座γ星将成为北极星。到公元14000年前后,天琴座α星织女一将再次获得北极星的美名。地球自转轴这样摆动一周的时间,大约是25800年。 这说明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的,静止只是暂时的,是相对的,运动变化才是永恒的。而且大约在公元28000年北天极又会重新指向小熊座α星。

学者Mr.Manor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只有一套星宿系统——三垣四项二十八宿。其核心部分是“紫微垣”,紫微垣中反映中华文明起源年代的星宿有两个,一个是“天一”星,根据《易传》记载的创世过程“天一、地二、人三”,可知“天一”星是中华王朝史上最早的北极星;另一个是星组”太子-帝-庶子-后宫“,利用”阶级不等式“可以算得该星组被规划、命名之年(详见下图)。

Mr.Manor先生还根据动物考古学认定中国黄牛来源于西亚,黄牛在中国出现时间是BC2500, 据此估定星官“北斗-牛郎-织女”中的牛郎被命名的年代在BC2500左右。不过,笔者要强调的是倘若考古界对黄牛在中国出现时间有误,则会影响牛郎被命名的年代数据,也会影响相关的推论。可见所采用任何一个支撑点的数据都至关重要。

据“昊天上帝谓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之说和上述北极星年表,笔者认为“北极星因弇兹氏织女而命名为织女星”的年代,亦即织女星担任北极星的年代(距今10000年前),应作为从天文角度考古探源需要论证的重要数据之一;其次是BC3942年,亦即右枢星开始取代之前最靠近北极点的牧夫座θ担任北极星的年代;再者,右枢(紫微右垣一 天龙座α)最靠近北极点的 BC2787年。 笔者略有疑惑的是:右枢(天龙座α) ,即紫微右垣一 担任北极星的年代在BC3800~ BC1600之间,且其最靠近北极点的时间在BC2787年,距离只有2.5弧分,在之后的200年(BC2587年)也没有超过1度。 天乙(天一)是紫微垣的星官之一,其位在紫微右垣的右枢附近,旁有一颗与其名字相近的星官太乙,太乙星的编号是HIP66798,是一颗5.85等的暗星。虽然两者皆在占星术里做为皇帝的象征,但不知在 BC2611年,其是否担任过当时北极星的角色。BC2611年与BC2787年相差176年,与BC2587年相差24年。 不知Mr.Manor先生是如何考虑而取值BC2611年的。

笔者无力去评论Mr.Manor先生的研究结果正确与否,因为这涉及到非常专业的天文与数理知识,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的研究思路确是创新之举,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无疑是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巨大贡献。至于笔者不惜笔墨对中华星图与历法发展历程的梳理,也只不过是为能吸收天文考古这一崭新理念的一个学习过程而已。现将学习心得与关注天文考古者分享,尚有不当,谨请指正。

2019.5.12 于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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